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骊龙 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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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活跃在中国管理界里最年轻的咨询专家愿意为了中国的崛起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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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HR俱乐部

May 22

盛大盒子战略"分析——整合者的战略幼稚病

盛大成败系于“盒子战略”

2005年的最后一个季度,盛大网络出现巨额亏损。这家公司曾经拥有过的辉煌,将成为过眼云烟吗?抑或它将走出暂时的困境,如其总裁陈天桥所预言的那样成为一家更有价值的公司?答案维系于该公司正在推进的“盛大盒子”战略之成败。

该战略的主旨,简而言之是要将目前通过电脑提供的互联网服务,如:搜索、电子商务、网络游戏、下载歌曲等,通过一个叫做盛大盒子的机顶盒,统统搬到电视屏幕上实现,使人们可以通过电视使用这些网上服务。

陈天桥对于“盛大盒子”战略的实现似乎充满信心。为实施这一战略,他不惜将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统统逐出公司。

同样为了实施这一战略,陈天桥远赴美国,与包括英特尔、微软在内的许多顶尖级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他很容易地得到了这些公司的支持,这反过来增强了他的信心。想想也不无道理,以这样一些在其业界内No.1的公司,怎么会随随便便支持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战略呢?

然而,盛大盒子战略果真能成功吗?通过运用战略制定的理论和方法,对盛大盒子战略进行分析,我们发现:这一战略失败的几率非常高。

盒子战略败率很高

我们断言盛大盒子战略极有可能失败,是因为它违背了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由此提炼出的战略制定规则。

产业生命周期与战略制定规则

产业经济学揭示: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会循着一条产业生命周期曲线展开:首先是市场增长缓慢的导入期;其次是市场容量和利润空间迅速增长的增长期;再次是市场容量基本稳定、利润趋薄的成熟期;最后是市场容量萎缩、利润微薄的衰退期。

当产业尚处于导入阶段之时,企业要审慎地选择自己是否进入该产业。

增长期为企业提供了最好的进入机会。一旦看准增长期的产业,企业就应该大胆进入。因为这个阶段市场在迅速增长,只要你做得跟竞争对手差不太多,就总会获得一定的市场空间和盈利空间。然而,增长期是短暂的,进入机会稍纵即逝。彼得·杜拉克将这一阶段所提供的进入机会称为“机会窗”。在笔者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家的成功,最关键的无非是两点:一是凭借其敏锐的直觉或者也很有可能是糊里糊涂地把握住了某个机会窗;二是能够打通方方面面的关系。

进入成熟期产业的战略选择,必须慎而又慎。在这阶段的产业,微薄的利润,使得进入者不能稍有闪失;业内企业毫不犹豫地反击,也使得进入者举步维艰。

简言之,企业最好的战略是进入增长期的产业;其次是进入高风险、高收益的导入期产业;第三是通过能够带来低成本或高价值的盈利模式创新,进入处于成熟期的产业。至于衰退期的产业,企业除非面临极高的退出壁垒,都应该有计划地撤出。

“盛大盒子”未能因应产业生命周期

盛大盒子进入的是处于哪个发展阶段的产业?回答这一问题有一定难度。乍一看,盛大盒子同时提供电视节目和网络服务,这样的产业从来也没有过,似乎可以将它看作是一个处于导入期的产业。但是,无论是电视产业,还是网络服务产业,都不是新产业。前者已经进入成熟期,后者的情况复杂一些,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许多子产业,但其中的很多子产业也已经开始接近于成熟期了。因此,我们又可以把盛大盒子所要进入的产业领域视为一个成熟期产业和一组向成熟期过渡的产业。

要完成这样的进入,盛大盒子必须能够降低这些产业的产品成本,或者提高这些产业的产品价值。

那么,盛大盒子在其进入的领域内,能做到这些吗?可以肯定地讲,基本没有可能。

首先,盛大不能提供更高的价值。

盛大自己并不能制造任何产品和服务,它所能做的,只是将现在在互联网上提供的服务,搬到电视屏幕上,同时保留电视屏幕上现有的节目。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创造任何新的价值。或许有人会说,盛大增加了获得网上服务的便捷性,但是,我们很难想象通过遥控器去上网的便捷性会超过键盘。

其次,盛大不能降低使用网络服务的成本。

我们不妨将盛大盒子的目标顾客分为两类:一类是家中已经有电脑的消费者;另一类是家中还没有电脑的消费者。对于家中已经有电脑的消费者来说,购买机顶盒对他们来说只意味着增加成本。

家中还没有电脑的那部分消费者,似乎是盛大盒子战略可以瞄准的顾客群。但真的是吗?我们可以将这部分消费者再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因种种原因永远也不会上网的,自然不可能成为盛大盒子的顾客;另一部分是想上网而家中没有电脑的。对于后一部分顾客而言,通过安装一个机顶盒,而不是购买电脑来上网,确实是一个低成本的选择。但是,以下两个因素使得盛大难以将这部分人变成自己的顾客:第一,截至目前为止家中尚没有电脑的顾客,肯定属于收入不高的群体,这部分群体基本不可能去消费盛大提供的种种网络服务,因为这些服务都是要收费的;第二,这部分顾客的居住地点,一般比较落后,很可能尚未架设宽带网络,而这是当前使用盛大盒子的必要条件。

最后,盛大面对的是一个垄断性竞争群体。

退一步讲,即便盛大盒子能够提供性价比更加优越的产品和服务,它也将受到其它的限制而很难真正实现这一点。

考虑一下IP电话在中国的遭遇吧。IP电话的性能不次于传统电话,而成本却比传统电话低很多。然而,迄今为止,国内IP电话的运营只能处于半地下状态。原因很简单:国家必须保护国有的电信企业。如果盛大盒子成功了,所有的电视台将会失去他们广告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电信公司将会失去它们通过提供网络服务所获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面对这样一个群体,尽管陈天桥贵为首富,我们仍然只能叹息他的块头太小,胃口又太大!

整合者的战略幼稚病

盛大盒子战略制定者的思维方式,与德隆、格林科尔的战略制定者所采用的思维方式极其相似。这种思维方式是:在从事不同业务的产业之间构造一种上下游的合作关系,形成一个相互借力的新的产业链条,从而迅速做大做强。他们往往从此出发,去寻找可以整合的产业,并构思出具体的产业链(如:德隆的红色产业链,格林柯尔的制冷产业链)。在中国,持有这种战略思维方式的,绝不只是上述三家,而是有一个相当大的企业家和准企业家群体。

这种思维方式有道理吗?直到今天,也仍然有不少人认为:像德隆、格林柯尔这样的企业,其产业整合的战略思维本没有错。它们的失败,只是因为中国的金融环境使它们没能真正实施其战略。

不能轻率地断言这种战略思维方式完全没有道理。因为诸如盛大网络这样的公司,在一定阶段所取得的成功,确实与此有关——盛大发家史,确实是一段整合产业资源而获得成功的佳话。

笔者也承认:许多企业的成功,确实与进行产业整合有关。但是由此并不能推导出:这些企业的成功,仅仅是因为进行了产业整合;更不能推导出:通过产业整合,企业一定能够做大做强。

以盛大网络为例,当年通过整合游戏提供商、电信运营商和网吧的资源,能够获得成功,是因为通过这种整合为消费者创造了一种新的价值:电子游戏的“人与人互动性”。传统的电子游戏都是人跟机器玩,而盛大提供的网络游戏则是人与人玩,而且是多人互动。这就大大提高了游戏的刺激性。

显而易见,战略思维的起点和终点都应该是降低成本和创造价值,而不应当是产业整合。产业整合仅仅是实现上述目的的手段之一。而因为一次整合成功,就把整合当作是战略制定的出发点——我们不妨将这种缺陷称为“整合者的战略幼稚病”。

提高战略思维水平“五要”

那些还在迷信产业整合的中国企业家,如何才能提高战略思维水平呢?我的建议是:

1.戒狂妄自大与经验主义。一些企业家因为阶段性成功,而自我神化,排斥任何与自己不一致的意见。如果不戒除这种自大心态,显然就很难从个人经验的局限中走出来。

2.戒迷信执行。产业整合者往往提出宏大的构思,当这种构思不能实现时,就将其原因归结为执行不力。事实上,一个优秀的战略,本身应该是容易明白和容易执行的。那些面临过多的限制,难以执行的战略,其最终的失败不应归结为执行,而应该归结为战略本身。

3.戒急功近利。事实证明:从构建一个产业帝国出发,去进行的产业整合,绝大部分都以失败而告终。而从创造价值和降低成本出发所制定的战略,尽管可能难以迅速使企业做大,但其成功率却往往更高。

4.戒相信吹鼓手型理论家。当今的一些理论家,在企业成功的时候,为其摇旗呐喊,收取佣金;一旦企业出现问题,便溜之大吉,一声不吭。偏偏是许多企业家迷信这些吹鼓手型理论家,以为一经他们肯定,自己的战略就更加颠扑不破了。

5.扎扎实实地学习战略理论。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家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制定战略。先进的战略理论不能代替战略思维,也不一定能够保证战略的正确性,但至少可以帮助企业家规避一些低级错误

April 02

政府转型的实质在于重新界定政府的治理边界

就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而言,政府治理边界正确定位的实质在于明晰中国政府在国有企业治理中的职能范围、责任分担与权利分配及其对国有企业权责利划分产生效应的界限。在当前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之上与现实国情之下,中国政府将成为培育市场与推动国有企业治理改革的主导力量,但鉴于中国政府与既有经济体制的利益共生关系,其培育市场力量并推进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的过程将是一个两难且充满矛盾与冲突的过程。亦正因为如此,正确定位或重新定位中国国有企业治理尤其在其改革深化中的政府治理边界显得尤为重要。

 

一般而言,政府的目标函数是多元的,包括实现充分就业、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控制人口总量、改善生态环境、合理配置资源、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及保证整体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与政治稳定等多重目标,且其各种目标函数之间的关系亦十分复杂。从理论上讲,就国有企业而言,其所有权代表在国家(或政府),其理应以国家(或政府)的目标为出发点,而不当以纯粹的商业利益目标为价值导向。正因为如此,在典型的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有企业存在与发展的目的不在于其商业性或盈利性,而在于其在政治、社会与经济等多个层面的复合服务性功能,抑或,在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有企业只是政府籍以实现宏观调控与促进经济、社会与政治稳定及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的一种手段与工具,而其本身并非以赢利多少为目标。就此意义而言,政企职责不分与政府干预国有企业经营本是题中之义与理所当然之事。但就中国既有的国有企业而言,其职能尚不仅仅是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与满足宏观调控的需要,在传统体制下,其尚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发展要求与实现劳动者平等占有生产资料、平等劳动甚至平均分配的条件与基础。因此,在传统体制下,根本不存在本来意义或市场意义上的企业。各经济单位既没有必要亦不可能根据其自身的利益函数与市场竞争位势作出资源最优配置的决策,而是纵向从属于既掌握所有权又作为社会经济调节职能主体的行政机关。

 

但随着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的推进,中国政府与中国国有企业之间既定的权责利划分或分配状态随之发生改变。作为一种制度变迁,改革实质上是权利与责任在各种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重新划分与再分配过程,亦即对既定权力与利益格局以及相关责任担负的调整。对政府而言,此即体现为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其原有的一部分权力和利益将受到削弱、冲击与调整或不断边际修正。因此,政府培育市场及其力量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即是削弱其既有权力与利益的过程,这无疑需要政府具有进行自我权责利边际修正革命的勇气与决心。但是,国有企业治理改革的深化亦决非通过政府的放权让利即能够完全实现,尽管这亦是非常重要的必要条件之一。因为,对国有企业治理改革而言,政府既是权利与职能被调整的对象,但与此同时,其又是主导与实施各种改革方案与措施的关键主体,国有企业的治理改革其实自始至终皆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参与。在改革实践中,有关国有企业治理改革的具体措施及不同模式的选择相当部分是由行业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及相关的行政职能部门主导与具体操作予以实施的,而行业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以及相关的行政职能部门同国有企业之间在改革问题上所形成的这种必然联系亦即决定了其对国有企业干预的必然性。因此,无论怎样强调政企分开,只要赋予行业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及相关的行政职能部门在国有企业治理改革中的这种主导与参与改革的地位与职能,政企职责充分分开即难以实现。抑或当国有企业改革具体方案的制定需要主管政府主导或参与并且需用行政力量来予以推动之时,政府主管当局以其自身的价值观偏好与利益趋向选择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干预国有企业的改革与经营必然成为理所当然之事。尤其在国有企业体制中尚没有形成有效的内外约束机制的条件之下,政府主管当局对国有企业实施外部和内部的监督与约束本身亦是必要之举,但问题又在于这种监督与约束在实践中却往往转化为行政主管部门对国有企业重要决策的否决权与直接干预权。因此,既有政企分开的改革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使政府陷入一种充满矛盾与冲突的两难困境,即企业体制的改革和经营机制的转换需要政府尤其是行业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参与,但政府的参与却又常使政企关系难以得到实质性的分离。

 

人们既往常常将过去政企难以分开的原因仅仅归咎于政府不愿实质性放权,诚然,具有这方面的原因,但除开政府实质性放权这单一方面的理由之外,从接受权利的一方即国有企业来看,其本身亦具有对政府依赖的愿望与依赖的充足理由,此理由即是在政府下放权利的同时,应当将本应自己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从国有企业中给予切离,如果政府不从国有企业将不该由国有企业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切离,则国有企业则有理由只负盈不负亏。国有企业亏损甚至破产,最终受到冲击的则是社会稳定与国计民生,此即众多国有企业所持有的坦然寻求政府庇护的最为有力的一张底牌。因此,往往对于经营良好的国有企业而言,政府退出得越多越彻底,其得到的权利亦即越多越充分,而对于亏损与破产的国有企业而言,则恰恰相反。亦正因如此,在实践中,越是亏损严重与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越是不希望政府退出,否则其则难以得到各种“安定团结优惠券”以及其它相关恩惠与荫护。既往长期亏损无望的国有企业之所以大量存在,其成因在很大程度上即在于政府赋予了国有企业一种本不该由其承担的诸如社会保障等各种职能与就业等各种目标。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的重要目标,政企分开则是这一重要目标得以有效实现的必要条件,但如果说其含义在于政府在国有企业经营中完全退出,则其必然是一个不能完全实现的目标,除非国家在法律上放弃或事实上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因此,政企分开并非让政府对国有企业撒手不管,而是要分清政府与国有企业各自的职责与权利。就此而言,政企分开的实质在于政府对其在国有企业治理及改革中的权责利或治理边界进行重新定位与正确定位,其要义在于政府应将本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从国有企业中分离出来,并为国有企业的治理及其改革培育与创造良好的环境,且将国有企业本应享有的经营管理与相关利益分配等权利还给国有企业。就职能而言,中国政府当前在国有企业治理及其改革中的重点应在于下述几个方面。其一,继续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与有所不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企业经济的整体布局;其二,进一步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尤其要重视建立与健全国有企业现代产权制度;其三,以政府自身的机构改革与职能转换为重点,切实推进国有企业治理改革与发展的深化,政府转型的实质即在于重新定位与明确政府的治理边界;其四,以建立宏观调控体系为重点,培育并引导市场体系的成熟与完善,以加强市场治理机制的激励与约束功能;其五,以建立全面与优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为重点,为国有企业治理的改革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其六,进一步促进与完善国有企业经营者选择与任聘的市场化,并以此作为国有企业制度与管理创新的基础与源泉;其七,强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各种利益相关主体权责利机制的重构与优化。

March 10

公司治理思考之一

前不久,网上流传着一则公司白领的“生财之道”的文章,这个帖子,突出地体现了许多企业在公司治理风险方面的窘境。内容大致如下:某人在某大企业的资金管理部门任职,他的一个朋友——一个由国企转制的房产开发商资金出现了问题(其开发的楼盘,成为烂尾楼),但是经过两人的一番“私下运作”以后,不但双方的企业都重新融到了企业急需的资金,而且两人均获得不菲的经营收入,相继获得企业的最高奖励。


做“傻钱”的债务人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为“傻钱”做一个较为明确的说明。“傻钱”一词,出自华尔街,是指不用还的钱。例如,企业上市募资所关注的并非初始价格,而是募资完成以后募到了多少“真金白银”,亦即“傻钱”。
  “傻钱”不仅仅代表狭义上的货币,而且“凝聚资源”,即社会最重要的政治和国家行政资源之一。其次,“傻钱”,是“直接融资”的最高境界。如果一个市场中的“傻钱”现在已经非常稀缺、将来也非常稀缺,那么这个市场根本不是市场,而是伪市场。 然而,“傻钱”必须存在。如果市场上没有足够的“傻钱”,那么市场本身就会充当“傻钱”而发挥“傻钱”的作用,否则,这个“市场”就会死去。
  有的时候,仅仅把企业做赢利的人,本身就是不懂企业,也不懂市场;反倒是那些把企业做亏损的人,把“傻钱”套牢的人更懂企业,也更懂市场。(问题在于,这与抢劫有什么区别呢?)
  仔细分析各种市场机制下的众多企业,具有完全不同的“找钱”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无论何种“机制”,都必须保护“傻钱”。对此,最为“质朴”的“解释”就是,一个正常的企业,只为“傻钱”而生存。企业不仅考虑“傻钱们”需要什么,而且还要充分考虑“傻钱们”不需要什么。
  因此,即便是法治社会,要保护“傻钱”,仍然不能依靠公司治理,而必须通过司法的铁腕,以限制企业特权,维护公平的商业社会,亦即“市场经济”。
  事实上,为了找寻“傻钱”,企业不惜做任何事情,其中包括各种我们闻所未闻的“傻事”。
  好的企业究竟是什么样子?在我看来,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为“傻钱”而生存的企业,就是好企业。有了“傻钱”,你就有无穷无尽的一切资源,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 企业经营的最高境界,就是以“傻钱”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做“傻钱”的“债务人”。
  国有企业改革为什么屡屡遭遇业界的质疑,其实无非就是因为改革以后,它们仍然没有办法获得“傻钱”的信赖——企业并不需要“企业的企业家”,但企业需要获得足够的“傻钱”。

钱是“傻”的吗?
  2004年4月初,德隆集团的崩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当有警示性的案例。德隆集团是围猎“傻钱”的短线高手。就目前根据法庭所披露出来的控方报告,德隆仅在境内,累计“融资”680多亿元(净亏损超过189亿元)。其中,德隆通过几十种“武器”疯狂地“围捕”各种金融资源,而且几乎全是“傻钱”。
  德隆的围猎手段看似复杂,其实也并不高明,只要大家明白市场中确实存在着“傻钱”,那么,德隆的全部操作,也就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了。对此,真懂德隆的人不说,为中国有关管理部门考虑,为他们今后能够提高监管能力考虑,我们理应指出德隆的本质到底何在。
  在当前,在中国的金融制度还不完整的时候,有关德隆“整合与发展”的操作,值得我们进行深入地研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其实不仅仅是新疆德隆
  资料显示,2002年,中国证监会曾对1175家上市公司进行了普查,发现676家公司存在大股东占款现象,占款总额为967亿元;2003年,大股东占款有明显下降,当年共有623家公司被占用资金,总额为577亿元;2004年,仍有大量上市公司存在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资金的现象,累计占用资金额虽与2003年相比有所下降,但仍达509亿元左右。
  2005年,因上市公司年报刚开始披露,占款金额尚不明朗。但据半年报统计,截至2005年6月30日,两市还有480家上市公司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的问题,占款金额累计近480亿元,相当于全部上市公司去年上半年净利润的一半。
  这些统计说明德隆不是个案,于是,我们也不得不回到一开篇时的“提问”——钱是“傻”的吗?
  对于中国,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虽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洼地效应”,以至于“全世界”的“热钱”蜂拥而入,挡都挡不住,但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市场化的合法经营,将其转化成我们最需要的“傻钱”?
 
更多的思考
  资产的可证券化创造了一个自然的社会所有制的规范,个人股东的转换,使资产流动起来,所以股东的价值,也是不可穷尽的“傻钱”。
  “傻钱”的存在,不仅使一切社会行为都被其所支配,也使“企业家”的价值被稀释(除了要服务客户、赚取利润之外,还要关注更重要的事情,要善待股东、要持续发展等等)。
  现代企业,只需要记往一条法则:企业的执行人不可以同时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企业家的首要任务,必须为委托他管理企业的股东服务,必须为“傻钱”服务,其他都是次要的。我们必须指出,如果“傻钱”过多,企业家会死;企业家过多,“傻钱”同样会死。
  事实上,市场理论的所有价值的假定,都不决定于劳动的总量,而是决定劳动被转化的效率。转化效率高的企业,即便让“傻子”来经营,也能“赚钱”。换句话说,企业的价值并非“常数”,这个价值与“傻钱”的能量成正比,与企业家的能量成反比。
  当一个企业,把大笔大笔的“傻钱”逐一“杀灭”或者令其“不断枯萎”的时候,作为企业家,或者董事会的核心成员,你的心会不会感到疼痛?你会不会把“傻钱”捡起来装进自己的口袋里?你会不会以为这只是正常的“经营”?你准备继续挥霍还是停止挥霍你手中的“傻钱”?
  这样的问题已经足够多。仅以境内而言,就有健力宝集团的李经纬、华晨集团的仰融、新疆德隆的唐氏兄弟、伊利股份的郑俊怀、科龙集团的顾雏军、三九集团的赵新先……一个又一个难得的企业经营人才,他们在经营方面,都无愧于英雄的称号,但他们在“傻钱”面前,全都打了败仗。
  在这个世界上,谁比谁傻,永远是一个无解的智力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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